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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隐逸与山水文化

隐逸是中国古代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产物, 大凡朝廷腐败、苛政丛生、社会离乱往往会伴随隐逸的风行。“古之所谓隐士者, 非伏其身而弗见也, 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 时命大谬也。”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使部分士人遗世隐遁, 两汉末世迫于政治危机又出现许多深藏丘壑之士, 魏晋以来大批士人遁迹山林, 寄情江湖, 到自然中去寻求慰藉, 寻获新的路径, 山水便愈来愈多地成为士人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 对自然美的反复吟咏描摹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 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 使士大夫“感性命之不永, 惧凋落之无期”, 处于生死莫测, 傍徨苦闷的境地, 因此力图安身保己、排遣忧思, 获得独立人格与身心自由, 而较为便捷的途径就是返归山林, 既能独善其身, 避祸远害, 又能化解痛苦、寄托情志。加之玄学畅行, 士大夫深受老庄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 崇尚自然, 顺性而行, 向往啸傲林泉、放任自由的逍遥生活, 自然山水便成为士人优游世外, 回归精神家园的理想之所, 隐逸蔚为风尚。而统治者为装点朝堂, 附庸风雅, 提倡隐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空谷流絷维之咏, 丘园旅束帛之观” 反映了晋代统治招隐的盛况。戴隐居吴下, 名噪当世, 宋文帝仰慕之余对黄门侍郎张敷说: “吾东巡之日, 当燕戴公山也。”陶弘景伏身不出, 梁武帝每遇朝中凶吉征讨大事常派人向他咨询, 时人称之“山中宰相”,帝王的优礼使隐逸之风更盛。

隐士们蛰居山林岩穴, 寄情江湖田园, 潜心道艺, 躬耕自给, 或迷醉自然逍遥游放, 究其类型主要有三: 一是逃避政治, 以隐自娱;二是用尽机巧, 以隐求名;三是鄙视尘俗, 以隐守志。

曹魏时期统治阶级内争激烈, 士大夫中如夏侯玄、何晏、毕轨、李丰等人卷入政争而在司马氏屠刀下引颈就戮, 天下名士减半,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于是退居山林, 不问世事, 在山阳过着但求适意不拘形迹的生活, 这正是孔子“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的行为体现。东晋末年战乱频仍, 政局动荡, 自称“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真切体验了十三年“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活后, 毅然从樊笼中挣脱, 辞官归田。 《饮酒》 第十二首中所说: “长公曾一仕, 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 终身与世辞”恰是陶渊明从出仕转而归隐的人生实践的写照。“竹林七贤”和淘渊明的隐迹是对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 是在认清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污浊后, 只能抛却济世热情和理想退回到内心, 在远离世俗纷争的山林田园中重新恢复其自然本性。而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则为另一种逃避政治的隐士, 他生性喜好山水,仕途失意则掩其权欲, 寄情于山水, 流连于风景, 并一度辞别官场在会稽建园, “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 有终焉之志”。

隐逸最初是以逃避现实, 全身远害为目的, 但后来以隐求名者也不乏其人。东晋志高才雄的谢安在出仕之前高卧东山, “优游山林六、七年间, 征召不至, 虽弹奏相属, 继以禁锢, 而晏然不屑也。” 谢安之隐实为一时韬晦之计, 以隐待时, 徐图后举。谢安四十岁以后方入仕途, 果为世所重, 身登宰辅政绩卓著, 但他善于退藏, 功成名就后仍抱定东山归隐之志。而南朝的陶弘景则是遁世而未忘世的又一典型。他早年便有养生之志, 曾为齐诸王侍读, 后辞官隐居句客句曲山, 设帐授徒, 自号华阳隐居, 《南史· 陶弘景传》载: 陶弘景“特爱松风, 庭院皆植松, 每闻其响, 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 望见者认为仙人。”他表面上忘情物外, 暗中却热衷政治, 在萧衍谋取齐政权之际, 他派弟子进表, 援引图谶声称天下必归“梁”,备受萧衍恩宠。

与这种夹杂个人浓重心机的隐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恬静淡泊、洁身守志的隐士。晋末宋初出身低微的宗炳, 以精于言理, 兼善琴书见称, 但他绝途仕路, 官府辟召概不从命, “栖丘饮谷”三十余年而在绘画方面卓有建树。

魏晋南北朝时朝社会的纷扰, 玄学的感召使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走向广阔的山林江湖, 而在山水文化方面留下隐逸的文化创造。

首先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人们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宗白华先生曾说: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汉末魏晋儒学的衰微, 礼法的松弛, 使士大夫突破了传统礼制对人性的规范, 普遍接受了崇尚自然、主张循性而行的老庄思想, 自然本性得到恢复、张扬, 对于亘古未变的自然山水于是有了与先代迥异的认识和品鉴。孔子云: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 从山水的动静两态中发现了与人的内在精神美所存在的共通之外。至于仁者为何钟情于山, 根据儒家的观点, “夫山者, 然高。岂然高,则何乐焉? 山。草木生焉, 禽兽畜焉, 财用殖焉, 生财用而无私, 为四方皆伐, 无私予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 雨露之泽, 万物以成, 百姓以歹食, 此仁者之乐于山也。”山的无私博大好比君子之德, 故仁者爱山。而智者对水的挚爱也是因为水同样具有与君子高尚品格相类的特质, “夫水者, 缘理而行, 不遗小, 似有智者;重而下, 似有礼者; 蹈深不疑, 似有勇者, 漳防而清, 似知命者;历险致远, 卒成不毁, 似有德者。天地以成, 群物以生, 国家以宁, 万事以平, 品物以正, 以智者所以乐水也。在这里自然山水的特性主要是用以比附君子的高尚品格, 成为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魏晋玄学的炽盛, 老庄思想的流行, 使士子在回归内心、回复本性的同时, 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 发现山水胜境即是体道悟玄的媒介, 是追求“适性”的手段, 宗炳认为“山水以形媚道”, 陶弘景称山水为“欲界之仙都”, 谢灵运则说“山水, 性分之所适。”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对自然作出新的诠释的同时, 大多满足于自然景物外在的感性形式, 属耳流目, 极视听之娱, 将自然山水看成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而产生审美愉悦的对象。阮籍常深入山泽乐而忘返,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游山泽, 观鱼鸟, 心甚乐之。”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中称“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自然山水对人具有消愁解闷、畅神娱性的作用。这种新观念、新认识既使身居非命之世的士子在躁动不安中找到心灵的休憩地, 也是对先秦儒家轻视耳目视听之乐的否定。魏晋社会政治的严酷, 死亡的威胁迫使士大夫考虑自己的出处进退, 放纵奢侈, 注意享乐演成一时之风潮, 已被公认为魏晋时所作的《列子·杨朱篇》宣扬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则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 为声色耳。”士人纵情声色犬马, 寻求感官刺激, 山容水态、自然之美也被纳入其中, 成为追求身心愉悦闲适的赏玩对象。

其次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旅游审美中得以重构。随着士大夫对自然美的认识鉴赏,个体情性的觉醒和发展, 他们在优游山水林园之际大大拓展了审美的领域和视野, 产生了许多表现自然美的山水旅游作品。陶弘景曾宣称“山川之美, 古来共谈”。这充分反映人们对蕴含生命自由的山川自然从来怀有强烈的热爱之情, 早在汉未动荡的军旅征戍生活中, 便有写景佳作的问世, 曹操的《观沧海》描绘了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色, 表现了作者恢宏的气度。正始以来随着部分失意文人走向山林、纵放山水, 产生了一些融隐逸、山水于一炉的作品, 象嵇康的《述志》诗“岩穴多隐逸, 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 日夕不知饥。”东晋文人诗歌中也不时出现写景记游的文字。曾在山林中隐居过的孙绰、许询好游山水, 但自然景物在他们的笔下主要用以表现玄理。永和九年( 公元三五三年) 春由谢安、王羲之等人发起的兰亭宴集, 共留下二十余人的诗作, 其中也不乏描写山水的佳作, 如谢安诗云: “伊昔先子, 有怀春游。契兹言执, 寄傲林丘。森森连岭, 茫茫原畴, 迥霄垂雾, 凝泉散流。”于写景之中阐发深邃的哲理。这以后象辞官归隐的湛方生的《帆入南湖》、《还都帆》, 陶渊明的《游斜川》等诗都是摹山状水之作。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同时也是隐风大盛的时代, 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大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引向和谐、宁静、幽远的大自然, 在山水林园间留下任兴游赏的足迹,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使人们的美学观念有别于传统得到更新和提升, 自然山水作为与人相通相近的客观外物而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表现, 从而在诗文、绘画、园林艺术等方面达到前人未可企及的高度。这也对之后的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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