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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满语被尊为“国语”，满文被尊为“国书”，满语文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的一个方面。满族统治者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推行“国语”教育，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国语”教育遍地开花，形成一定规模的“满文文化圈”。满族语言文化对东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及达斡尔、蒙古等民族的故土，清朝初期这些民族仍然过着渔猎或游牧的生活。为避免这些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清政府一方面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另一方面在这里开办学校，对其子弟进行满语、骑射教育。清政府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编入八旗，迁移到新增设的驻防城市，并在各驻防城市设立以学习满语文为主的“国语”教育。在东北各驻防城市设立八旗官学、义学、宗学，以学习满语文与满族文化为主。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纳入满族文化系统中，对该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代满族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其文化对周边民族文化必然要产生强烈影响。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其著作《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写道：“在满族移居到瑷珲地区后，他们开始与北方通古斯人交易。十分自然地，满族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证明自己是占优势的。因为满族不会说北方通古斯方言，满语成为北方通古斯人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满族的书籍、满族的时尚、满族的思想成为北方通古斯人的标准。在1915年，20岁以上的比拉尔千几乎都会讲满语，其中很多人能读、会写满文，更有甚者，19世纪以来浸透着汉族观念的满族思想是如此强烈，以致满语在吉林、沈阳和部分黑龙江地区消失之后，还在通古斯和达斡尔人中保留着。就在瑷珲地区满语口语已经有显著变化的时候，通古斯和达斡尔的旗人却在使用满语文言。”而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相同点，为这些民族的满语文学习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满语教学

 

清代达斡尔人在满文字母基础上创制了“达呼尔文”，并用达呼尔文记录民间文学作品，创作文学作品，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先河，继承了达斡尔族的母语文化，为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达斡尔族接受满语文教育时，采用满文校译的《三字经》、“四书五经”、《名贤集》、《圣谕广训》、《诗经》、《通鉴纲目》等汉文经典，满语文成为达斡尔人理解汉族先进文明的桥梁。满学家、达斡尔族学者巴达荣嘎曾回忆说：“我从七岁开始在乡村里学习满文，看了一些满文书，尤其《三国演义》看得最多，十一岁时，到县城念汉文，老师问历史上的三国是哪几个国家？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举手回答：‘魏、蜀、吴’，老师很奇怪，我心想，满文没有白学。”

 

在东北各个少数民族中，锡伯族受满语文影响最深。锡伯族被编入八旗之前所使用的语言，目前学界无法考证。锡伯族在被编入八旗，与满族杂居后逐渐转用满语。1764年，清政府从东北抽调一部分锡伯族人赴新疆戍边，将满语文带到了新疆。有清一代，新疆锡伯族学校均采用满语文教学，锡伯族的文化教育发展主要依托满语文。1947年，新疆锡伯索伦学会决定改革满文，将其更名为锡伯文，但改革力度并不大。此外，锡伯族西迁时，把大量用满文翻译的汉籍带到新疆，这些文献对其了解汉文化，促进当地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清政府设立学堂教授鄂温克人满语文，加之鄂温克族与满族频繁接触，不少鄂温克人学会了满语文。与鄂伦春族和赫哲族不同，鄂温克地区的各种公文除了用满文书写以外，还用蒙古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清政府发往赫哲族地区的公文多为满文，并曾在大屯、嘎尔当等地设立学校，教授赫哲人满语文，当时有相当多的赫哲人掌握了满文，并在许多场合使用满文。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极少数老人能背诵满文“十二字头”。清代至民国年间，“鄂伦春人以学习满文为宗旨”，在行文或记事、记账等方面均用满文，并以满文作为与外界交往的工具。黑河市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显示，至1943年，库马尔鄂伦春公署仍用满文撰写公文。鄂伦春族在定居前，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民族内部主要使用鄂伦春语，少数人则兼通汉语和满语。

 

目前，满文被弃用，满语已濒危，除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和黑河市爱辉区偏僻村落的满族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偶尔使用满语外，全国其他地区的满族已转用汉语。满语文除了在吉林、牡丹江、呼兰、巴彦、绥芬河等地名，阿玛、巴图鲁等少数词语和蒙古包、萨琪玛等少数专用名词之中留下痕迹外，几乎销声匿迹。其实，有清以来形成的“满文文化圈”，不仅对诸如东北锡伯族、达斡尔族等人口较少、无文字民族的语言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人口较多、文字较成熟的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也产生了较深影响。

 

有清一代，满族与科尔沁、察哈尔等蒙古部落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止限于政治上的互相利用和贵族阶层的联姻，还涉及了深层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尤其在清朝，满语成为“国语”，满洲贵族统治阶级极力提倡“国语骑射”，满语文教育在蒙古族地区的语文教育中成为重要的环节，出现了满语—蒙古语—藏语、满语—蒙古语—汉语等语言教育模式。其结果是当时的蒙古族贵族阶层与文人都学会了满语，而且有些蒙古族文人为了区别蒙文读音，尝试着依照满文添加圈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蒙古族地区以满文“十二字头”来学习蒙古文的现象非常普遍。有清一代，满语文是东北少数民族学习知识的主要工具，而大量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是这些民族理解汉族文化的主要桥梁。尤其锡伯语文是满语文的延续，在满语已濒危的今天，锡伯语文仍对满语文的传承与满学研究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